摘要：乡村节庆作为融合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领域要素的综合性文化载体，既是地域形象的集中呈现窗口，也是区域“软实力”的核心彰显形式。在国家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村节庆已不仅被各界广泛认定为具有独特标识性的特色文化品牌，其衍生的复合型文化现象更受到文化主管部门、乡村基层组织及社会多元主体的高度关注，并逐步进入系统性开发与实践应用阶段。基于此，从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浙江乡村节庆文化的发展演进脉络，深入剖析其社会化运作的内在机制，不仅可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更对精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节庆历程；文化效益；发展启示

乡村节庆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表现载体，不仅承载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更在激活民间力量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先行省份，其乡村节庆文化的演进历程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引导、文化主管部门的专业推动与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参与下，全省对乡村节庆文化的认知实现了从被动无意识接受到主动有意识挖掘、从经验性感性认知到系统性理性研判、从分散化文化自发行为到规模化文化自觉实践的深度转变。在此过程中，通过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培育地域性节庆品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等一系列精准举措，浙江乡村节庆文化成功突破了初期发展的资源约束与形式局限，完成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兼具文化传承价值与时代创新活力的发展格局，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浙江经验”。

一、乡村节庆文化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驱动，乡村节庆文化逐步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从运作模式、规模体量、内容载体及时代属性等维度划分，乡村节庆可呈现出多元类型：在运作主体层面，包含主办、联办、承办等形式；在规模维度，可分为单一性节庆与综合性节庆；在内容载体层面，涵盖文体类、民俗类、特产类等类别；在时代属性层面，则可划分为传统节庆与现代节庆。其中，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先发地区与文化强省，其乡村节庆文化发展历程具有典型代表性，大致可分为复兴、开拓、创牌三个阶段，各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发展逻辑。

（一）复兴阶段（20世纪80年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社会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群众文化工作也随之全面恢复，农村地区文化活动逐步摆脱此前的沉寂状态，呈现出“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蓬勃发展态势，乡村节庆文化在此背景下进入启蒙阶段。

这一时期的乡村节庆活动，以传统民俗复苏与基层群众自发组织为核心特征，代表性案例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其一，始于1981年的庆元县“月山春晚”，其创办时间早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因源于村民自发组织、贴近乡村生活，被学界与媒体誉为“中国最山寨春晚”，成为基层群众文化自主表达的典型；其二，始于1986年的常山（浙江省）、江山（浙江省）、玉山（江西省）三县（市）“三山艺术节”^①，突破行政区域限制，开创了省际毗邻乡村群众文化联谊活动的先河；以及始于1979年、已连续举办46届的永康西城街道山下村龙舞节等。同时，各地乡村庙会活动逐步恢复。这一阶段的乡村节庆活动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方针，总体呈现规模小、层次低、影响力有限和品牌数量较少的特点，属于乡村节庆文化的启蒙时期。

（二）开拓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地区逐步渗透，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发展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成为各地发展乡村经济与文化的核心思路，各类乡村节庆活动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出专题化、系列化的鲜明发展趋势。经过实践探索，乡村节庆活动逐步形成以时序、主题、形式为核心维度的分类体系，构建起结构化的节庆活动矩阵。

从具体分类来看，按时序开展的节庆活动以传统节气与民俗时间为依托，深度融合地方传统习俗，如永康市西城街道山下村的正月十七迎龙灯会、龙游县社阳乡大公村的清明灯会等，此类节庆活动既保留了地方民俗文化的核心内涵，又通过节庆形式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按主题开展的节庆活动则聚焦特定文化内核或发展目标，形成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活动载体，例如富阳市（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双联村的慈孝文化节，以“慈孝”为核心主题传递传统美德，洞头县（现温州市洞头区）北岙镇东沙村的妈祖民俗旅游节，以妈祖文化为纽带整合民俗资源与旅游功能；按艺术形式开展的节庆活动则以特色艺术品类为核心，推动地方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如黄岩市（现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南六坑村的戏曲文化节，聚焦地方戏曲传承与展演。遂昌县蔡源乡大柯村的摄影文化节，以乡村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为依托，打造摄影艺术与乡村旅游融合的特色活动。

这一阶段的乡村节庆活动，不仅有效推动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复苏与发展，填补了市场化转型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空白，更通过文化资源与经济要素的整合，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流通、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平台，直接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增长，为后续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创牌阶段（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浙江省在文化节庆发展领域逐步从“数量培育”转向“质量提升”，正式迈入品牌化建设阶段。在此背景下，政府层面率先发力，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重点推进重大文化节庆活动的规范化、特色化发展。具体而言，针对已连续举办多届、具备鲜明地方文化特质且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的20余个节庆项目，浙江省相关部门建立专项指导与协调机制，通过优化活动策划、整合传播资源、完善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节庆文化品牌，并推动其在文化传播、产业带动、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积极效应。

与此同时，浙江省注重文化节庆发展的城乡协同，积极鼓励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类乡村节庆活动开展。为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政府对在活动组织、内容创新、群众参与度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农村文艺团队给予专项奖励，形成“以奖促建”的良性机制，进而培育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农村文化活动品牌。据统计，“永康市古山镇华釜山文化旅游节”“遂昌县濂竹乡小岱村生态文化节”等100余个乡村节庆项目已形成较高知名度与社会美誉度，成为浙江省乡村节庆进入品牌化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自2015年起，在“八八战略”的“发挥人文优势，建设文化大省”重要部署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浙江省文物局联合启动“民间民俗・多彩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并实现连续十年常态化举办。该系列活动以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为核心目标，通过政策引导、资源统筹、平台搭建等方式，进一步引导各地挖掘节庆文化的深层价值，在传承弘扬优秀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推动文化资源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文化动能，形成“文化繁荣”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

二、乡村节庆文化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助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浙江各地竞相举办了具有地域特色、传统特点、时代特征的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形成了并催生着包括活动、设施等诸多方面的节庆品牌^②。这些乡村节庆文化活动以其特有的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助推和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和全面进步。

（一）完善村级公共文化设施

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开展，为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各地以乡村文化节为核心平台，系统梳理本地文化资源禀赋，充分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并以此为抓手，加大对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为节庆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提供了硬件支撑。过去十年间，浙江省始终坚持“建管用育”一体化发展理念，将村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截至相关统计节点，全省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20511家，实现了500人以上行政村的全覆盖，其中中心村及人口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均配备了标准化的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乡村公园等公益性文化场所，构建起覆盖广泛、功能完善的村级公共文化空间网络。这一网络不仅为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稳定平台，更夯实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硬件基础，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与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壮大农村业余文体队伍

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省以“农民种文化”活动为核心载体，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乡村节庆文化活动，逐步提升农村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推动农村业余文体队伍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在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带动下，各地农民群众自发组建了形式多样的文体组织，涵盖腰鼓队、舞狮队、秧歌队、民间舞蹈队、乡村乐队等多个类型。这些队伍由农民群众自主管理，从道具制作到节目编排、演出组织均实现“自编、自导、自演”，并结合本地文化特色与农民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有效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需求群体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从发展成效来看，农村业余文体队伍的建设已成为浙江省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亮点。截至2024年，全省各地累计培育以“三团三社”（即合唱团、舞蹈团、戏剧团，文学社、书画社、摄影社）为核心的基层文艺团队5.6万余支，评选出省级文化示范户与乡村文化能人1000余人。经过多年培育，农村业余文艺团队已逐步摆脱“松散化、随意化”的发展困境，在组织管理、活动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规范、健全的运行机制，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不仅为乡村节庆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节目资源，更成为激活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主体活力的核心力量，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应。

（三）传承民俗民间文化

乡村节庆文化活动是民俗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更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展示地域文化形象、提升区域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浙江省丰富的乡村节庆活动，为民俗民间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广阔平台。如海宁市许村镇翁埠村的元帅庙会、缙云县溶江乡张山寨村的七七会、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的大蜡烛庙会、乐清市北白象镇小港村的传统武术庙会、云和县云丰乡张家地村的迎神节等，均以节庆活动为依托，将民间祭祀、传统技艺、民俗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其中，成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有效载体。这些节庆活动历经千年传承而不衰，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普遍认可与大力支持。以“双庙渚蚕花水会”为例，该活动作为2025年“民间民俗·多彩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之一，已成功举办十八届。每年清明时节，周边地区的蚕农都会自发摇船聚集于双庙渚，共同参与这一民间盛会。经过多年发展，“双庙渚蚕花水会”已成为洲泉镇乃至桐乡市的文化“金名片”，不仅生动展现了当地蚕桑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直观呈现了洲泉镇深化“千万工程”、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由此可见，民间庙会既是展示、宣传、交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核心舞台，也是培育民间文化艺术爱好者的“沃土”。通过节庆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民俗民间文化艺术得以在实践中不断传承、创新与保护，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注入了深厚的文化根脉与精神内涵。

（四）创新乡村节庆运行模式

乡村节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学高效的运行模式支撑。浙江省在乡村节庆实践中，突破传统行政主导的单一办节模式，通过机制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市场化的运行体系，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长效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权益配置机制方面，浙江各地将节庆活动的协办权、冠名权以及广告宣传、实物或服务提供等核心权益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标^③。这一做法不仅打破了传统节庆“政府包办”的局限，为节庆活动引入了市场化资源，更通过权益让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节庆筹办，有效解决了传统乡村节庆普遍面临的“资金短缺、活力不足”难题，实现了节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具体实践模式来看，浙江省已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乡村节庆举办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村域联动模式：以“轮流承办+协同支持”为核心，适用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资源互补的村庄集群。例如，永康市古山镇东部的坑口、前坑、宁塘等10个村庄，通过“轮流承办、多村协助”的方式联合举办华釜山文化旅游节；二是部门联动模式：以上级资源赋能为核心，通过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支持提升节庆专业性。例如，厦山村浙皖（茶山）古道文化节、新叶村三月三农耕文化节等活动，积极对接上级文化、旅游、农业等部门，争取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与资源倾斜，有效提升了节庆活动的策划水平、专业程度与品牌影响力；三是社会资本参与模式：以“企业协办+赞助”为核心，引入市场力量推动节庆可持续发展。通过吸引民营企业家以协办单位或赞助单位的身份参与节庆筹办，为节庆活动注入资金、技术与市场资源，不仅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更借助企业的市场渠道与运营经验，推动节庆活动与市场需求对接，为其长期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五）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开展，为农村文旅融合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各地将农民文化节与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尤其是在农产品丰收时节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实现“一节双品”（即弘扬文化品牌、带动产品销售），在丰富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农产品销售与乡村旅游发展，为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以永康市为例，该市依托特色农业与乡村文化资源，打造了永祥杨梅节、方山柿节、永祥竹笋节、西田畈荸荠节、后吴文化节等30余个农村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将文化表演、民俗展示与农产品展销、乡村旅游体验相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为农产品搭建了直销平台，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带动了农民增收。自2018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以来，浙江省以此为契机，每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通过“迎丰收、晒丰收、庆丰收”的系列实践，进一步推动了乡村节庆与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其中，安吉余村凭借其生态优势与乡村振兴实践成果，被选为全国六个分会场之一；德清丰收大典、青田稻鱼之恋开镰节、东阳秋季乡村旅游节、衢江农民丰收节、景宁畲乡农民丰收节、天台雷峰柿文化节等6项特色活动，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选定的全国庆丰收系列活动。据统计，2018年浙江省共举办丰收节庆祝活动1100余场，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更通过文旅融合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实现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推进。

三、办好乡村节庆文化活动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培育乡村节庆文化品牌需综合考虑文化治理理论、公共空间建构与社会资本培育等多维视角。乡村节庆不仅是文化展示的平台，更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形成与发展是多层次因素系统协同的结果。基于浙江实践，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化理论认识并探索实践路径：

(一) 文化自觉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石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已成为激活乡村文化活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维系乡村社会纽带的重要载体。而办好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其核心前提在于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并非简单的文化认知，而是对乡村节庆文化价值的系统性觉醒：既要自觉认知乡村节庆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又是传承乡村文脉、塑造乡村精神标识的关键抓手；也要自觉把握乡村节庆文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其通过文旅融合、品牌效应可带动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等产业升级；更要自觉重视乡村节庆文化在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中的基础功能，它能增强村民归属感与凝聚力，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乡村治理有序推进。从实践层面来看，浙江省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行省份，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已初步培育出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品牌，为全国乡村节庆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深入剖析其发展现状，仍可发现诸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本质上均指向文化自觉的缺失动，必须完成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需贯穿意识、实践、机制三个核心层次：在意识层面，基层干部需率先树立文化自觉，具备文化资源转化的战略意识。在实践层面，需推动村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创造”，重构村民的文化主体性。在机制层面，需构建“政府引导-村民主体-专家指导”的多中心治理结构，为文化自觉的落地提供制度保障。此外，还需建立科学的文化认同评估体系，将文化自觉程度（如村民参与度、文化资源保护成效、节庆品牌影响力等）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形成“培育-评估-优化”的闭环机制，推动乡村节庆文化活动持续走向高质量发展。

(二) 团队培育是社会资本积累的组织基础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团队培育是丰富乡村节庆文化内涵的核心基础，而业余文艺团队作为群众文化自发生长的核心力量，不仅是乡村群众文化需求得以满足的“生命线”，更是乡村节庆文化活动能够持续开展、不断创新的源泉与动力。从实践案例来看，浙江省在业余文艺团队培育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培育各类文体团队24600余支，凝聚业余文艺骨干51.4万余名，且团队成员覆盖老、中、青全年龄层次。这些团队深度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品牌打造中承担起“主力军”角色，无论是传统民俗节庆的活化传承，还是现代乡村文化活动的创新开展，都离不开这些团队的参与和支撑，为乡村节庆文化内涵的丰富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主体。然而，浙江省业余文艺团队发展仍面临着经费短缺导致活动开展受限、专业人才匮乏制约创作水平提升、基础设施与活动场地不足影响活动频次与质量，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全省业余文艺团队呈现“规模参差不齐、质量高低不一、品牌团队稀缺”的现状。基于此，在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开展过程中，加强对自发性文体团队的系统性培育与精准化扶持，已成为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乡村节庆文化内涵升级的关键路径。具体而言，需引导自发性群众文艺团队向“多样化、社团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多样化”旨在鼓励团队结合地方民俗特色与群众文化需求，拓展活动类型与内容，为乡村节庆文化注入多元元素；“社团化”强调通过规范的组织管理，提升团队的组织力与凝聚力，使其从“松散自发”向“有序运作”转变；“品牌化”则聚焦于培育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团队品牌，以品牌效应带动乡村节庆文化品牌的形成，释放更大的文化创造力与影响力。

(三) 特色营造是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源泉

在乡村文化振兴与品牌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特色营造是打造乡村节庆文化品牌的根本源泉，这一命题不仅为乡村节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更揭示了文化品牌建设与地方特色基因深度绑定的内在逻辑，对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而这一启示在实践层面的核心落地路径，在于“量身定做”式的节庆内容打造：需以乡村的地理位置特点与传统文化渊源为基础，将节庆活动与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深度融合，从活动主题设计、流程编排到场景营造，全方位植入本土文化元素，最终打造出“他无我有、他有我优”的个性化节庆文化精品。浙江省在乡村特色文化建设中的实践，为这一路径提供了生动范本。浙江各地以“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为目标导向，以特色文化乡镇、特色文化村建设为重要抓手，通过组织民间文艺评奖竞赛、开展“民间文艺之乡”评选命名、举办民间文化产品促销活动等多元化手段^④，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充分挖掘并活化利用本地文化资源，推动“特色文化”向“特色文化活动”“特色文化品牌”转化，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已拥有经文化部命名的“全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间绘画之乡”23个，培育出彩船、花灯、舞龙、锣鼓等常年开展活动的特色农民文艺团队5000多支，仅慈溪市便有业余文艺团队489支。这些实践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乡村节庆文化品牌培育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与群众基础，证明了“立足特色、量身定制”是乡村节庆文化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有效路径。

(四) 项目创新是节庆文化长盛不衰的关键内核

乡村节庆文化作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生命力的延续与项目创新深度绑定，项目创新是推动乡村节庆文化长盛不衰的关键内核。从当前乡村节庆文化发展现状来看，长期存在的定位模糊、急功近利等认知与实践偏差，直接导致了节庆活动“同质化”问题的凸显，这一问题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对乡村节庆文化的活力造成了制约。从横向维度而言，众多乡村节庆活动在内容设计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特征，缺乏基于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禀赋的差异化规划，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节庆难以形成独特的品牌标识，无法有效吸引受众的持续关注；从纵向维度来看，同一乡村节庆的各届活动在形式呈现上高度相似，缺乏随时代发展、受众需求变化而进行的创新调整，导致节庆活动逐渐失去新鲜感与吸引力，难以给自身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陷入发展瓶颈。基于上述问题，推动乡村节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首要任务便是强化项目创新，而项目创新的实现需要从文化主体的思维变革与大众的实践参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应积极鼓励文化工作者、乡村文化带头人转变传统思维方式，拓展创意视野，打破单一文化形式的局限，主动融合多元文化诉求，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乡村文化内涵相结合，设计并推出具有创新性、独特性的新型乡村节庆文化活动；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大众的参与热情，为村民、游客等不同主体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鼓励其在节庆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等环节积极实践，通过大众的多元视角与创意表达，深化节庆项目的创新深度。同时，还需依托乡村的优势资源，如特色农产品、非遗技艺、自然景观等，运用现代包装理念与技术手段进行整合开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节庆项目的创新亮点，创造出兼具文化价值与市场吸引力的节庆作品。

(五) 社会化运作是多元协同的有效举措

新型乡村文化节庆活动作为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市场化运作趋势已成为当前实践的显著特征。这一趋势不仅要求节庆活动本身具备经济造血能力，更强调配套群众文化活动需与市场机制深度适配，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共生。在此背景下，浙江各地本着“农民自办、社会参与、企业协办、市场运作”的基本思路，将节庆文化活动的协办权、冠名权、广告宣传实物或服务提供等权益，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标，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办乡村文化节的积极性^⑤，形成了一套以多元参与为核心的成熟运作模式，为节庆活动的高效运作提供“三层级协同网络”理论框架：第一，核心运作层：以村集体与文艺团队为主体，承担节庆活动的“内容生产”与“组织实施”职能。村集体作为乡村公共事务的核心组织者，具备统筹村域资源、协调村民参与的天然优势；文艺团队则作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负责节庆活动中文化内容的策划、编排与呈现，确保节庆活动的文化属性与在地特色。第二，协调支持层：以乡镇政府与文化站为主体，承担“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职能。乡镇政府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协调跨部门资源、规范节庆运作流程等方式，为节庆活动提供政策引导与行政保障；文化站则通过提供专业指导（如节庆策划、文化内容挖掘等）、组织文化培训等方式，提升节庆活动的专业水平，助力乡村文化资源向节庆内容转化。第三，资源整合层：以企业、社会组织与游客为主体，承担“资源供给”与“市场拓展”职能。企业通过资金赞助、服务提供等方式为节庆活动注入市场化资源；社会组织（如文化协会、志愿者团队等）通过参与节庆服务、文化宣传等方式补充运作力量；游客则作为节庆活动的“参与者”与“传播者”，既为节庆活动带来消费需求，又通过口碑传播扩大节庆影响力，形成“节庆吸引游客—游客带动消费—消费反哺节庆”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浙江乡村节庆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从资源分散到品牌集聚、从单一娱乐功能到多元价值实现的演进之路。其成功实践不仅丰富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与形式，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文化维度的有力支撑。未来，浙江应进一步深化对乡村节庆发展规律的认识，强化理论引领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在文化自觉中凝聚力量，在特色营造中彰显魅力，在创新发展中保持活力，在社会化运作中整合资源，持续推动乡村节庆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农民精神力量的重要平台，为全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浙江经验和浙江样板。

注释：

①张建春，金才汉《浙江省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② 张建春，金才汉《浙江省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③《武汉“四大节”社会化运作调查与建议》[N]，《长江日报》，2007年6月7日。

④张建春，金才汉《浙江省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⑤《武汉“四大节”社会化运作调查与建议》[N]，《长江日报》，2007年6月7日。

作者：金才汉

（作者系浙江省嵊州市文化馆研究馆员、《越乡文化》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