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清华　吴　怡

摘　要：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年代剧一直以来都是影视行业重要的创作方向与审美高地，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年代剧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自身叙事特点体系，进入新时代后，年代剧在叙事艺术上展现出多方面的创新。结合具有代表性的电视剧案例来分析早期年代剧与新时代年代剧在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这两个层面的异同，进而总结出新时代年代剧作品的特征，探讨其叙事创新的动因。同时，关注媒介生态变革和国际传播格局对年代剧传播路径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推出更多能彰显时代精神、凝聚社会共识的优秀年代剧作品。

关键词：年代剧；叙事创新；媒介变革

年代剧是国产电视剧重要的创作类型之一。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年代剧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叙事功能，用影像再现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更是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中，折射出人物的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唤起了当代观众对在大年代中经历的不平凡岁月的独特记忆，成为记录时代发展、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步入新时代后，当代年代剧在叙事上呈现多元化的创新发展趋势。因此，本文依据托多罗夫提出的观点“研究叙事文本需要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次入手”^[1]，对比分析中国早期年代剧和新时代年代剧在叙事内容（故事层）和叙事形式（话语层）的异同，从而揭示其叙事创新背后的动因。同时，立足媒体融合时代的全球语境，思考现实题材年代剧的“出海”现状与突破路径，探索如何提升此类影视作品的文化影响力与跨文化共情能力，进一步助推中国故事更好地走向世界。

一、家宅故事与传奇叙事：早期年代剧的叙事模式

1985年，香港电视剧《上海滩》被引入内地播出，“年代剧”的概念也随之进入了大众视野，掀开了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发展的新篇章。早期年代剧作品的叙事以家宅为核心，人物形象富有典型传奇色彩；整体叙事形式以线性结构为主导，场景设置集中在家宅内部，时空转换受到限制，缺乏多样性与层次感。

（一）以“历史——家宅”民间叙事引发家国历史、文化的追溯

首先，家族史是民间历史的主要载体，早期年代剧聚焦“豪门恩怨”“宅门戏”这类承载着浓厚时代印记的民间叙事，集中呈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将具体的历史背景贯穿其中，通过家族的变迁识别历史。自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兴起，“批判性”便与“现实主义”共存。就奠定了中国年代剧艺术雏形的《上海滩》而言，该剧充斥着权力博弈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契合了现实主义的悲剧诗学。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文艺作品侧重于对社会转型与思想解放的即时书写，因此电视剧行业并未立即对具有回溯特性的年代剧进行系统创作，仅有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是当时年代剧的罕见代表。直至21世纪初期，大陆对年代剧的创作才开始步入有意识、成体系的类型化生产阶段，开启了一种以特定时代为背景、融合家族与个人传奇的类型叙事。2001年，电视剧《大宅门》以清末民初“同仁堂”为历史原型，讲述了医药世家白氏家族三代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与宅门风云。2003年，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表现20世纪20年代世家子弟与寒门女子之间跨越阶级的爱情悲剧。此后，《大染坊》《乔家大院》等一批作品相继涌现，始终延续着苦难叙事，致力于揭露现实矛盾和人生苦难伤痛，具有反思伤痕特性。

其次，典型传奇人物的呈现揭示了人们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追慕。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根本规定：“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典型人物是集体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早期现实题材年代剧中，家宅叙事一般都围绕有限的核心人物展开，角色数量相对精简，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主人公多出身于权贵家庭或富家子弟，同时还会安排属于平民阶层的主要人物与之形成对照，阶级的脸谱化强化了权力差异的体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3]这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概念赋予了新内涵。站在当下，我们依然能看到当时影视创作者对塑造典型人物的自觉追求，例如《大宅门》中敢于挑战传统伦理的百草厅掌门白景琦，《乔家大院》里创造了商业奇迹的乔致庸等。用典型人物的命运再现现实，隐喻整个家族的兴衰和时代的更迭，可视为是对应了恩格斯关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划分。由于早期年代剧中的主要角色数量较少，所以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聚合在家族内部，一般表现为代际冲突、权力博弈、情感纠葛，共同制造了叙事张力。然而，过于强烈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削弱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在影像叙事逐渐上升的时期，未能直观地呈现历史侧面来反映国族的情怀，也未能作为一种他者的叙述激发人们内心里那分家国情愫，总体上凸显了一种强视觉化舆论宣传的功能，这也正是早期年代剧存在的缺陷。

（二）以线性叙事结构和单一叙事空间铺陈家国变迁

首先是“长剧集、短跨度”的线性编排有利于年代剧叙事密度的平衡分布，故事发生的因果逻辑也更加清晰。年代剧在影视艺术中的地位类似于长篇小说在文学领域中的位置，二者皆是为了呈现“中时段”内的故事。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用三种形态的历史时间指称三个不同的时段，其中“社会时间”即所谓的“中时段”，以十至五十年为跨度，着眼于较为缓慢但深刻的历史变化^[4]。早期年代剧的叙事时段高度集中于清末民初，这一时间跨度符合了布罗代尔对“中时段”概念的界定。之所以早期年代剧能叙事翔实、脉络清晰，主要归因于其相对紧凑的时间跨度、涵盖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较大的剧集体量。电视剧《渴望》将年代剧的叙事时间从清末民初向后延长至20世纪80年代末，继而大陆年代剧的叙事时间就固定在了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区间内。

其次是单一叙事空间的设置集中展现了历史叙述主体活动的背景。家宅叙事中的宏观时空，其底层逻辑可以被概括为是一种“缩聚—隔断”的运行机制^[5]。一方面，用具象化的深宅大院或者是家庭住宅等场景营造出沉浸式的历史氛围，建筑实体规定了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固定了叙事场域；另一方面，主人公的生活时序紧密相连，所有的人物、情节都在这个空间内交汇，形成了连贯而黏着的时间流。此外，电视剧尽管也对家宅内部结构进行灵活隔断以实现场景的多元化，但它的空间本质上仍未脱离家宅范畴，只是用不同的场景来暗示人物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乃至用不同小场景的规模与开放程度来反映发生事件在家族内部或更大范围内的影响程度。

简言之，早期年代剧将影像艺术与现实辉映交融，在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的联合作用下，使早期年代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然而，2010年前后，随着古装剧、网络小说IP改编剧以及网络自制剧的迅速崛起，这些新兴类型凭借庞大的粉丝基础与灵活的生产模式迅速占据主流市场，挤压了传统年代剧的生存空间。虽然传统实体小说以扎实的文学根基为当代年代剧创作提供了文本资源，但不得不承认，网络文学的兴起也为年代剧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它不仅可以为年代剧提供丰富的故事资源与创作灵感，并且相对于经典文学改编力求忠于原著的复杂性，网络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会更为灵活自由；还能在叙事形式与传播策略上促成其现代化转型。例如已播出的《大江大河》《六姊妹》《灼灼韶华》，待播的《小芳出嫁》《实用主义者的爱情》等都是基于网络文学而改编，这些作品共同验证了网络文学在影视创作中的发展空间。

二、“家国同构”与温暖叙事：新时代年代剧的叙事创新

新时代下，年代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顺应当代人民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代现实题材年代剧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建设的政策导向，在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重新回归市场主流。

为何年代剧会从兴盛走向衰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丧失了描绘时代真实面相的力度，偏离了人民对感悟时代气象的精神需求，消磨了观众的信任与期待。2014年至2021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及文联、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先后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等一系列新时代的要求与期望。因此，多元化的类型题材、传奇化的故事讲述、生活化的影像描摹以及同频共振的情感表达成为年代剧在创新之路上不断取胜的关键因素^[6]。

（一）以时代精神的表达为落点关注个体镜像化的呈现与中国形象的塑造

其一，时代精神的集体呈现廓清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彰显出我国始终把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置于重要位置。2021年后，年代剧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进入了转型阶段。诚然，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重在反映现实生活，但历史又来自现实，现实又将会走入历史^[7]。也就是说年代剧中的历史与现实并非割裂的，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中讲述现实故事，从历史叙事中批判性思考当代问题。在此基础上，当代年代剧开始尝试在延长的历史轴线中融入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新的时代命题，紧扣国家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背景，在历史纵深与现实人文关怀的同步拓展中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轨迹。

2021年初，电视剧《山海情》在多个卫视和网络视频平台联合播出。该剧解构了传统扶贫题材的宏大叙事，将叙事焦点对准贫困地区的基层人民，在沉重的扶贫叙事中绽放出人性本真的光芒。由于故事发生在宁夏黄土戈壁地带，为了彰显地域特色，创作团队在后期推出了西北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以适配不同观众的视听需求，类似的做法在《繁花》中亦有体现。2022年，改编自阿耐小说《不得往生》的电视剧《风吹半夏》在精彩的历史叙事和商业竞争中再现了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时的商业环境，形成了“改革开放史诗+商业博弈传奇”的复合叙事主题。

其二，个体的镜像化呈现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促进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策略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共识。个体的美好生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除了持续呼应国家新时代命题外，不少导演和编剧开始碰触更能体现“温暖”底色的家庭场域，并以此为圆心进行创作。2022年3月，胡智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一文，对部分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观念进行总结，系统阐释了“温暖现实主义”概念。他主张“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8]，这一观点得到了业界及学术界的热烈回应与高度认可。此后，“温暖现实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创作观念的新思潮以及影视创作的新风尚。事实上，早在“温暖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前，这种理念就已经在年代剧的创作中广泛存在，悄然间完成了从早期冷峻写实到当代温暖叙事的审美转型。《乔家的儿女》将乔家五个儿女的成长轨迹与城市发展史相关联，在多子女家庭互帮互助的温情叙事中探讨了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人世间》精心穿插了“西南大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具有时代印记的关键历史事件，围绕周家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于平凡的点滴中塑造出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近两年播出的《小巷人家》《六姊妹》《北上》等剧集，堪称“温暖现实主义”的集中呈现之作，已有不少学者以该观点为锚点，对上述剧集进行了深度研究。不仅家庭情感年代剧可以把温暖与现实更为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年代历史剧也可以赓续这种温暖式的现实主义风格，《生万物》借错综的人物关系串联起宁、费、封三个不同阶级的家庭生活，还原了土地变革时期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演进。可见，当代年代剧将叙事主题重心下沉至家庭场域，用“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变迁史来复现时代洪流中社会的发展，生动体现了国家“大命运”对“小家庭”和个人成长的影响，形成了以温暖为基调的“家国同构”新叙事策略。

其三，中国形象的现实塑造有助于提升当代全球语境中的国家形象。电视剧的国际传播效果与国家形象塑造息息相关，从国际市场反馈来看，我国出海的科幻剧、都市情感剧、古装剧深受国外观众喜爱，但能够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年代剧在国际市场上极度匮乏。中国对外输出的电视剧题材结构明显失衡，致使海外观众难以对中国形成全面而准确的认知。在此背景下，年代剧理应成为我国电视剧“出海”战略中的关键部分。我国最早成功“出海”的年代剧可追溯至2014年电视剧《父母爱情》。截至目前，该剧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并荣获“白玉兰奖国际传播奖”。继《父母爱情》出海后，《鸡毛飞上天》《温州一家人》等作品也相继走出国门，填补了中国电视剧“出海”题材上的空白，扩大了年代剧在海外的影响力。在2024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积极推动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政策下，《繁花》《小巷人家》等年代剧成功“出海”，让海外观众在真善美的充沛力量中感悟到中国家庭与亲情的温暖、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深厚的文化传承和多彩的地域特色。

（二）以人物形象转变为导向为年代剧的再诠释提供支撑

随着叙事主题的不断拓展与深化，新时代年代剧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也发生了转变。

一是从塑造宏大叙事下的典型传奇人物转为微观小人物，以小人物作为故事主角的设计取向打破了普遍价值观的霸权，使大叙事让位于真实再现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中国故事，有效缩短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距离。纵观近几年的年代剧作品，不难看出塑造典型传奇人物的模式已被瓦解，小人物成为叙事的核心对象。电视剧《南来北往》中刻画了中国铁路职工形象，形成“以人见行业、以车厢见社会”的叙事样本；《父辈的荣耀》中的东北林业人；《人生之路》里走出黄土高原，追逐梦想的青年……深入不同行业领域，挖掘能够反映时代变化的代表性职业也正成为年代剧人物角色创新的新方向。

二是从以男、女主角为中心的叙事转为多主角并置的群像叙事，不同个体的汇聚建构起观察生活的广角，描绘出了群体关系的联结及社会群体生活的多样性。叙事学中的形式主义学派主张“人物即情节的产物”，认为人物的本质在于执行动作、推动事件^[9]。从人物与剧情的丰满度，再到制作的体量，群像叙事无疑更具备支撑头部剧集的潜力与容量。新时代的年代剧从传统的二元主角结构向去中心化的群像结构转型，使单个角色的叙事功能从“主角驱动型”转变为“集体拼图型”，形成了多人物平行发展的叙事矩阵。以《北上》为例，该剧以千禧年六个在运河边长大的年轻人为叙事主体，用年轻化的表达消解了年代剧的沉闷感，借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将老一辈的坚守、中生代的转型与年轻一代的创新交织在一起，印证了青春群像亦能作为年代剧书写历史的着力点。

三是用女性的生命体验为认知历史提供新角度，以从容、开放的女性视角，捕捉生活真实与情感流动，使观众真正进入角色的人生。相较于现代都市和古装“她”题材的蓬勃发展，历史语境下对“她”题材的叙事创作探索稍显落后，这也预示着女性题材在年代剧这一领域内有较为可观的发展空间。2024年播出的《小巷人家》是当代年代剧采用女性叙事的经典代表作。该剧摆脱了早期影视作品对女性苦情命运的设定，两位女主角互为镜像，真挚的友谊催生出治愈人生的力量。《小巷人家》开创了年代剧女性叙事的新模式，而2025年《六姊妹》又构建出更为完整的女性群像叙事，将女性在人生中可能会面临的婚姻、事业、家庭等问题分散到剧中每个人物身上，共筑起过去中国女性生存状况的画卷。

（三）延展的时间与断裂的线性

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时空体是文学中时间与空间不可分割的交融，是叙事形式与历史内容的有机统一^[10]。新时代年代剧将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碎片整合在一个完整的叙事时间流中，同时还把抽象的时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空间体验。

首先，大幅度延长了剧中叙事的时间跨度，将叙事时间的下限延伸至千禧年后，且剧情时间跨度超过20年。《鸡毛上飞天》以20世纪60年代为起点，用50余年的时间系统再现了中国从市场经济转型到融入全球化的全过程，清晰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六姊妹》几乎是以“年鉴”式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的一生，突破了同类作品的常规叙事时间。尽管当代大部分年代剧都将目光投掷在20世纪中后期，然其叙事时序并未框限于此，20世纪初同样蕴含丰富的表达空间。以改编自小说《缱绻与决绝》的电视剧《生万物》为例，原著故事时间跨度长达70年，虽然电视剧只择取了前20年的故事进行改编，却能凭借对中国土地改革初期这个历史阶段的关注，在众多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叙事的年代剧作品中脱颖而出。

其次，传统的线性叙事被有意割裂，在时间褶皱中撕开叙事切口，通过设置悬念引导观众主动拼凑情节碎片。《生万物》采用倒叙的手法使该剧成为一部女主角回忆史，开头与结尾处人物独白所形成的固定式内聚焦叙事形态，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使叙事稳定连贯。除了倒叙手法，闪回镜头一样可以起到割裂线性叙事的作用。在《六姊妹》第4集中，刘美心准备将刚出生的五女儿送给亲戚抚养，当大女儿在车站找到母亲时，画面切入闪回段落，闪回的镜头延迟揭晓了女儿是否被送出的真相。

（四）空间的寓言与代际的循环

叙事空间从背景转向表意，通过隐喻的手法，将空间的整体优势转化为叙事的综合效能，反映出社会结构、生活环境等信息。历史空间是社会历史的存在形态，空间见证历史的发生，同时也是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构成要素。从2025年9月播出的《灼灼韶华》来看，该剧前期矛盾冲突多围绕家庭琐事，因此叙事空间也相应的是以家宅为主，偶尔穿插中药铺场景。中药铺的间歇性出现既揭示了女主的身世背景，也为她日后的事业成就埋下伏笔。伴随着女主角社会身份的变化，电视剧的叙事空间也随之由封闭的家宅转向民国社会中的多重场景。中药铺里的捣药声与算盘声、证券交易所里的钟声、电报机的滴答声与轮船汽笛声，多场景里的声音相混合，形成了民国商业文明的声景脉络。因此，叙事空间也不再只是情节发生的场所，变换的空间暗示了人物的成长轨迹和社会的样态。

代际关系的循环往复与动态发展弥合了地域景观中历史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裂痕。代际循环大致可以用空间场域的重复、角色命运的轮回、文化符码的复现来表现^[11]。反复出现同一个场景可以使其成为记忆的核心载体。《六姊妹》中何家居住的小院是剧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场景，它存在的空间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物理层面，成为凝结家族历史和情感记忆的空间。小院是女儿们成长的空间，它始终是家庭成员聚集的场所。在家中因粮食分配、下海经商、老房拆迁补偿等问题而召开的几场会议前后形成对比，包括多次年夜饭团聚的场景，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生存方式都随着时间流逝产生了变化。角色命运的轮回又在女性生育方面得以彰显，先是母亲刘美心身上背负着为何家传宗接代的重担，女儿们自小也承受着因父母执意生儿子而带来的情绪压力。当长辈们得知老三和老六未婚先孕时，又将她们置于传统婚姻生育观念的审视和批判下，角色命运轨迹产生重叠。除此之外，小屋内部陆续增设的缝纫机、收音机、电话等设备，也是年代文化符号的复现，用时代符号绑定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在女儿们的合力帮衬下母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将历史与现代完美衔接起来。

无论是纵向延长的叙事时间，被割裂的线性叙事，还是转向表意的叙事空间和代际循环的往复，编剧在叙事形式上的创新都是基于服务情节流畅推进、丰富年代剧表现力的角度出发，着力于打造更符合当代审美的高品质剧集。

三、破圈共情与破界融合：新时代年代剧的国际传播与影响

在国家政策引导、受众代际变迁、大众审美需求更新等因素的影响下，影视创作者对年代剧的叙事不断调整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媒介生态的变革拓宽了年代剧的传播边界，为其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建立起可持续的生命力和观众认同度提供平台。此外，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推动了新时代年代剧在“出海”数量上稳步增长，促进了剧作整体质量的提升。

（一）破圈与共情

冯黎明认为“年代剧的‘代’意味着一代人的命运，这种命运越是在大历史的影响下动荡不已就越是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历史内涵，进而也就越是能够激发艺术生产者对之作出反思”^[12]。正因如此，年代剧反映的就应该是一代人的真实生活，而非某个传奇人物的家宅故事。那么，如何在“大历史”的框线中讲述一代人的故事？上述叙事创新的几大方向，正是破题答案。

从受众代际变迁的维度考察，婴儿潮一代（1946-1964）与X世代（1965-1980）是早期年代剧的核心受众群体。这两代人的生命历程与年代剧所再现的历史时段存在高度的时空重合。由年代剧唤起的情感共鸣和凝练的集体记忆使得这两代人对这类作品有着自然而生的亲近感。随着电视剧传播环境从卫视时代向网络时代演进，年代剧的主要受众群体也悄然发生更迭，千禧一代（1981-1995）和Z世代（1997-2010）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表示美学研究的重心应该转移到读者与观众的审美接受上来，文学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读者和观众的自觉自愿的接受中才能得以实现和具体化^[13]。这对影视艺术而言亦是如此，年代剧要想打破年龄圈层，并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新的受众群体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主动围绕叙事主题、人物形象设计、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这四个方面，在创作实践中准确把握年轻受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心理，在思想传达和情感触动方面与当代青年群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相协调，让新时代的观众对年代剧产生情感和文化的认同，自觉形成与历史对话的精神空间。

（二）破界与融合

传播生态的数字化转型催生出碎片化、跨媒介等新型叙事形态，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和跨媒介的协同叙事间接影响了年代剧的传播效果。

2014年，“媒体融合”战略被确认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2024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迈入了全新时代。从传统的卫视时代到互联网主导的新纪元，电视剧的传播载体经历了从家庭电视屏幕到互联网流媒体平台的迁移。因此，当代电视剧的宣传模式形成了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的推广方式，短视频平台成为电视剧宣发的主阵地。

《小巷人家》官方账号在抖音平台粉丝累计超30万。开播前，账号利用发布概念海报、渐进式曝光主要角色预览图、看片会现场视频来设置悬念式营销，为电视剧的正式播出预热。热播期间，官方账号运用了“内容+技术+互动”的运营模式，形成了广泛的二次传播效应。剪辑精彩剧情、穿插演员线下联动视频、开启线上分享活动，激发用户生成内容的爆发式增长，反向吸引更多观众观看原剧。完结后，用户评论内容带动了内容的再生产，运营团队多次提炼观众自发形成的热门话题，制作经典画面回顾等衍生内容，为IP衍生创造了叙事接口。更值得关注的是，账号后续还发布了《小巷人家》研讨会的相关内容，学术话语的介入使该电视剧从单纯的影视产品上升为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对象。总的来说，该剧在媒体融合时代下所采取的适应性宣传策略，构建多方式、多内容的传播矩阵可以为传统影视作品如何紧密联系观众、实现高效传播提供参考价值。

（三）互鉴与交融

全球化时代使“文明交往”一改零散性态势而走向密集化^[14]。在这一趋势下，我国现实题材年代剧不断创新，正稳步走向国际市场。2021年，《山海情》在YouTube上线，首集播出两周后播放量突破80万，点赞率高达98%；2022年，《人世间》拍摄还未完成时，其海外独家播映权就被迪士尼买断；2025年，《六姊妹》在海外WETV、YouTube等平台播出，仅YouTube单频道首集播放量就近百万，首轮总播放量突破千万，创造了中国年代剧海外的现象级传播。与《六姊妹》同时期播出的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热议。同样是讲述女性成长的年代剧，《六姊妹》的国际影响力与《苦尽柑来遇见你》相比却略显逊色。抛开传播渠道不同等其余客观因素，后者的爆火并非源于剧情内容比前者更新颖，而是在于剧中流露出的细腻情感深深打动了海外观众，三代女性的代际托举以及男主角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守候与付出极大满足了女性观众对家庭和理想伴侣的设想，成为该剧引发广泛热议的关键所在。

尽管国产年代剧在出海过程中难免会因题材的特殊性和文化差异而面临传播阻力，但其在全球市场上依旧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新时代文明崇尚交流互鉴，因此影视创作者要敢于立足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语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汲取海外优秀影视剧的创作经验，尝试在中国故事中寻找到与海外观众的最大情感公约数，让观众透过影像中的市民生活来客观认识中国的人情风貌与历史变迁。

结语

时代铸就精神，精神孕育文艺，年代剧奏响了不同时代下文艺精神的乐章。从豪门恩怨到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多元的人物角色让观众在其中窥见了自己的身影，巧妙的时空安排将微观的民生百态与宏观的历史相融合。跨媒介的协同叙事助推年代剧出圈，引发我们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思考。从《造城者》《我和我的命》等多部备受期待的待播作品来看，年代剧有力传达了新时代电视剧创作的主流方向，掀起国民观剧的热潮，不仅在量上继续领跑市场，更在品质上精益求精，将国产电视剧的品质带向一个新高度。

[基金项目：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项目“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型研究（2014—2024）”（项目编号：ZZ2024WWLP009）阶段性成果]

[1] 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4]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 （1958）： 731-733.

[5] 马露戈《论家宅叙事中的时空设置与情节构造——以〈红楼梦〉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25年第2期。

[6] 岳宗胜、陈磊《历史之味、现实之力与情感之美：国产年代剧的创作新变与价值内涵》，《当代电视》2024年第10期。

[7] 李庚《现实题材年代剧的历史面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

[8] 胡智锋《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光明日报》2022年3月30日，第15版。

[9] 胡亚敏《叙事学》（第二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7页。

[10] 娄玉霞《论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理论——以〈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为中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11] 刘秀梅、施明远《电视剧〈六姊妹〉的时空叙事与地域符号建构》，《当代电视》2025年第5期。

[12] 冯黎明《话说“年代剧”》，《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4期。

[13] 施旭升《广播电视艺术传播“传——受”关系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14] 胡军良、王晓埂《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对话”：基本理据、逻辑进路与实践图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