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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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量子纠缠的两个粒子处于何种状态,只需知道它俩注定永远是相反的姿态。譬如一副手套一只落在哈尔滨,另一只在北京,只要确定哈尔滨的这只是左手的,北京那只就是右手的。
我写出来的一首佳作,和它的另一个空间维度的坏作都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我总是写着一首首坏诗,那么在另一个空间就会有些佳作早已经存在着。
一首诗的形式,是它的肉身(物理空间),而意识造就了它的精神空间。一首好诗,与诗人写的另一首坏诗,在量子纠缠中同时存在,就看你捕捉(观察)到哪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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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的文人画讲求观物类情,山水花鸟画家多寓意于物,离不开反复打量山川风物、世间众生。到自然中、火热的人世去观摩,文人谓之“写生”,而更早的说法是“写真”。写真,是艺术家采撷自然的赠予;写生,则强调物我相融的情感交互。
路也的诗作《心脏内科》充满想象力:“这个器官位于胸部上方,偏左/就像世上的革命大都稍稍有那么一点儿/偏左/就像热泪、诗意、先锋和人文大都集中在/左岸。”诗句有传神的写真,也有出人意表的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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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拳法》云:“挥拳者,其肩先动。”
一首现代汉诗的佳作要想有天崩开局,要突出恰切形式的“拳头”,更要升华思想,让“沉肩”成为有效挥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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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疏密,手有巧拙。被追慕的艺术众妙之门,一定要依赖神遇,才能顺利叩关。为此,艺术家当“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将至微至妙的情感因物立意,变成有价值的艺术形式。
何绍基云:“书虽一艺,与性、道通。”曲为比附,书之法与诗之法何其相似乃尔——颜真卿的“屋漏法”,强调用笔饱满圆融又生动自然。韩翰的诗作《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笔势沉重,若颜体用笔之肥厚。
宋代吴说为求笔势连绵而笔速加快,使得线条流畅奔放,个别字细若游丝,从而提升了草书的书写水平。安徽诗人孙启泉的诗作《一车的乘客都睡着了》借鉴了书道中“游丝书”,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上车就睡觉的习惯予以反思:“我们的命运攥在别人的手里/却能安然入睡/没有谁怀疑过未来”,他从日常经验之上生发神思,彰显了诗性发现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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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形类物,汉字书写逐渐形成了书写体系,至楷书时书法美学进入端肃严整阶段。由楷而行,书法在法度之外讲求变化,遵其格而各踪新径,草书者纷纷竞争灵智,有草律,有草狂,如怀素、张旭集大成者可称“草绝”。
现代诗人洛夫常习书法,从知黑守白中领略艺术之道,《漂木》《石室之死亡》《长歌恨》《血的再版》等长诗致敬传统,又做不同寻常的颠覆,中晚期的诗作似狂风搅落花,酣畅淋漓多新意。诗作《长恨歌》将国事与性事混淆,戏谑怒骂似狂草奔突。“笔端应解化龙飞”,大书家杨凝式的诗语道尽了艺术挥洒自如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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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诗的抒情该如何呈现呢?这是投身当代诗歌哈姆雷特们的“天问”。
“真理是一条绳子,/它粗到一定程度时,/我就用它来鞭打一群野狼。”臧棣的诗句间涌动着超强思辨力,其实是抒情的强烈变形。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绳子、野狼的深度隐喻让读者读来心上一凛,“崩云”的摧压感扑面而来,但这种强力充满想象的张力。
我在几年前写过一首名为《青年别》的短诗,时常被人提及:“十几岁就知道/血里有铁/又过了三十年/我还是不能把那些铁/提取出来/造一根钉子/把摇晃的世界/按自己所想/钉牢。”核心意象“铁”的降临,源自初中的生理卫生课,我对它予以火的冶炼与水的淘洗,在写实、写意之间试图表达个体生命在宏阔背景下的彷徨与缱绻。窃以为,铁意象被处理得“轻若蝉翼”,降解了生活之苦厄。
艾略特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老艾同志特别在意的是情感的艺术化、形式化。进入公共领域的诗歌创作固然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更要呈现出普遍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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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胝体在裂脑实验中是最重要的作用点。通过对胼胝体的实验,人类认清了左脑右脑各有分工。如果胼胝体正常,左右两半球会在视交叉处交换信息,从而使用两半球全部的信息;反之,左脑右脑不协调不同步,极大概率出现“互斥手综合征”。
优秀的诗篇,类似一个充满神经元的大脑,也有左脑右脑(形式与内容),但非常难以找到胼胝体,也许只有天才或苦工通神的人才深谙其道。不巧的是,我们经常见证太多的诗歌陷入“互斥手综合征”——要么形式粗陋,要么内容空洞。这些“裂脑人”啊,自我感觉超级好,但着实难为了那些不知如何放电的神经元。
据说,治疗“互斥手综合征”的办法是,为左脑开歌单,为右脑开画展,让它们在一个圆桌前开会。如此,为烂诗的歌单、画展恒常有效,即在一个有限时空内做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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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佳的歌剧唱词有三个特征,心深口浅、肖其声口占据其二。心深口浅,指的是唱词平白浅近好懂,且利于抒情叙事。肖其声口的“肖”者,乃像也;此条强调剧中人物的唱词要充分体现人物及其个性,唱词贴合人物的声口,便自然有生动之形肖。
高妙的现代汉诗容易堕入语言的泥淖、隐喻的迷宫,心深口浅的技术路线不妨一试!高僧只说平常话,好诗不厌寻常语。表意的深度与表达的浅白,从来不是天然的死敌。
至于“肖其声口”,更当成为现代汉诗创作的铁律。观音听色,诗人当随物赋形、因势利导,选择恰切的语言表达方式。当然,也可以把创作出来的诗作读诵出来,在唇齿之间,在磨耳朵的同时,既可以舂容大雅,也可以亲若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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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眉需要调动43块肌肉,而微笑只需17块肌肉。看来,微笑永远比忧愁更简单直接。
诗写者多爱描述无边愁绪,泪涌苍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偶绽笑颜,诗句似为颠沛流离的人生冰河来了个“武开江”。李老乡诗作《天伦》也有类似的狂喜,只不过老夫妻得到的“江山”不过是“15平方的高层房间”。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则更进一步,提倡诗人从景物与情绪的反差关系入手,求取情感的满载与超载。刘川的诗作《心境一种》驱策两种对立的情感,“那是一挂鞭炮/与一盒火柴/放在一起的/那种宁静”,诗中的“宁静”似像“乐景”,但充满激愤的悖谬。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沈从文的论断更贴合艺术创作的堂奥。正常表达,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全凭诗人调遣。但须有一定的分寸感,譬如一个脑满肠肥的家伙叹气道:“我今天真高兴,这该怎么办呢!”不等他叹完气,周边人肯定要忍不住去扇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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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杀了国王后,老莎让麦克白说了一句惊醒千古的呐喊——从此,我杀死了睡眠。
麦克白的话是一种修辞,为表达失眠的事实和内心的纠结,艺术上的置换为“杀死了睡眠”,这是单一的选择,也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鹰飞在天上,影子游弋于地面,优秀诗歌要以“造微术”表现事实。诗人要是不折腾这个,他就无法区别于普通人的表达了。
“鸟儿死去的时候,/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那子弹和鸟儿一样,/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日丹诺夫的诗作充满反转的心思,告别平庸而求蝶变。诗人对诗歌的修辞态度如同技术精湛的打铁匠,必须始终坚持“火的冶炼”与“水的淘洗”,努力使语言再次匹配驳杂丰厚的经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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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到艺术,是初涉诗歌创作者的必然选择。随着浸淫诗艺的深入,很多人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潭,仅把诗歌看成一种手艺。
无法之法,作为一个写诗的律令高悬头上,该如何实操呢?“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唐代戴叔伦认为怀素上人的艺术创作收放自如,乃是“心手相师”,让创作进入情不自禁的境界。这如同道家所讲的“心斋”“坐忘”,通过“心手相忘”而引导心手协调,达到法度规训与自由意志的统一。
“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优秀的诗人深知无法表达对世界的全部认知,故而言称自己是写作困难的人。黄遵宪提倡的“我手写我口”,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各自吁出时代的合理性,但继之者不可拘囿于此,当有更进一步的思索、探索。我想,这比“心手相忘”更考验诗人的悟性、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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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儿没老 关键是诱饵/过于迂腐/并非我们谢绝上岸”的“新酒”。李老乡的诗作《谢绝上岸》对熟知的语词或事物随意遣兴,以示现全新的感怀。这种感怀有着多维度的思想空间,它来自诗人广博知识的艺术调遣,深厚学养的审美外化,思力独到的追根溯源。
现代汉诗也可以到典故、名句中探幽揽胜,但不只为了“兼百书,融殊流,勿陷于偏巧”,最重要的是镜鉴出新、奇、巧的思索来,如李白所说“我师此义不师古”。寻章摘句,绝对不是现代汉诗探身典藏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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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之事,必志道据德依仁(黄宾虹语)。”诗者,心之所发,具有鲜明的人格主义印记,以至于柳公权高喊“心正则笔正”。但我觉得此论断漏点颇多,蔡京的书法成就肯定高于蔡襄,情况当如崔道怡在著作《水流云在》所论:“辨别艺术的真伪更加困难,原因是虚假作品的外表价值不但不比真正的作品低,而且往往比真正的作品高。”
诗人阿毛的诗作《波斯猫》状写了迷人眼的正面(假象):“正是优雅,或一脸的道德感,/使我们疏于防范。”的确,一些烂诗徒有唬人的外表,非火眼金睛难辨识也。遗憾的是,多数诗者都长着一双凡俗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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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诗若写不出新意,那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白白发生了。
狭小贫瘠的生活视野总是与庸常浅白的认识相伴,而对生活的观察则可再现习焉不察的“新意”。诗歌的精妙,就在于用新视点去重新发现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如洛夫所说,对传统的发现也是一种新的触发。阿信的诗作《山坡上》即是在旷野中沉思:“车子经过/低头吃草的羊们/一起回头——/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异常孤独。”诗人要“状貌之外观精神”,既观看自然,也要追索精神,让自己始终处于一场场冒险的精神旅行与心灵旅行当中。优秀诗人当心包太虚,既能以虚幻若谷含纳盛衰枯荣,又能万物静观以自得,多多师法自然,通达自然奥义,引领读者“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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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操练旧体诗词相比,现代诗歌写作的方法很多,只是过去极少有人系统总结,流于杂乱。我特别希望与研究现代诗学的同行一起总结、归纳,让从事现代诗歌创作的人习诗前心有所属,像写旧体诗词必读的《笠翁对韵》《佩文韵府》《渊鉴类函》《诗词格律》等一样,想到一些现代诗歌法则。
现代诗歌诞生以来,像运动战一样折腾个没完没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有“毫无规律”的方面。这当然可以不符合实际,多数现代诗歌创作者在写作时,都会自觉不自觉使用一些技术,运用一些技术。从技术到艺术,这是我认为诗人必须经历的过程。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鲁迅先生的告诫如惊雷在天,热爱写诗的人们当以此明志和自省自警。明道必先知“术”,诗人要始终穷追猛打地追求各种修辞方式,通过习练分行、断句、找节奏等技术手段,达成从“技术”向“艺术”过渡的目标。
优秀诗歌的“自然”从来不是可以随意“流露”出来的,它需要诗人艰苦的探索。诗人要有“感受音乐的耳朵,高于形式美的眼睛”,敏于发现,巧于表现。通过示现优秀诗人的艺术实践,唤醒写作者的灵性,激发内在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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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如此完美、如此生动的双手!”学生见到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脱口而出。罗丹瞬间有悟,挥起斧子砸掉了雕像的双臂。当后人瞻仰此巴尔扎克雕像时,无不为罗丹的独具匠心由衷敬佩。
被誉为“卢浮宫三宝”之一的断臂维纳斯,竟然是躯体完整的塑像(左臂尤美),因运输而致断肢,乃成夺目的残缺美!
主观改造后的巴尔扎克雕像、无意生成的断臂维纳斯,人们欣赏时打破了审美平衡,而在脑海里浮现别样的美。
现代汉诗的写作、阅读中,藏着世界之问、时代之题。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审美装置,现代汉诗要举起的“斧子”,乃是文明之光,以其照亮生命中幽暗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真实、最宝贵的部分。当然,追求形式完满甚至拘囿于韵律的现代诗歌创作,注定难有佳作。新诗创作要充分体现现代意识——要突出发现,制造惊奇感、惊艳感。现代汉诗追求“我”的全面解放,庞杂丰富尖锐的意义追求,天然排拒对称美、圆融美。诺贝尔对瑞典诗人维克里德堡有无限赞美:“灵魂的高尚和形式的美好。”这话固然不错,却需要不同时代的诗人拿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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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马蹄》云:“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老庄提出了文木与散木、有用与无用的见解。社栎因无用避开刀斧而得以全生,不材之木即为大用。
庄子还认为“我善治木”的匠人毁灭了木材的天性,但庄哲也高赞“运斤成风”“游刃有余”的匠心价值,也是“我善治木”的秘谛。研究木材的学者从边材、心材、气味、纹理、荧光反应、油性、光泽、气干密度等方面,去辨别、辨析木之优劣。消繁就简的明代家具取材珍稀的紫檀,卯榫结构设计巧妙,造型素朴简洁,后世一直独领世界家具美学的风骚。而造器者眼光独具,选材之事几成佳话。
先秦匠人近乎哲人,多被咨于国事。我觉得,以“我善治木”的方略解析现代汉诗的物质材料(意象、节奏、分行、跨行、标点等),宛若识木者体会每一种木材的比重、光泽、颜色、纹理、香味等,醉痴于《庄子·齐物论》论及的“吾丧我”之境!
吾,“本我”之谓也,亦可认为诗人与诗的合一。投身于诗歌美学的努力,就像吾和我之间的对话。
(作者:姜超,系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选自《诗潮》2026年第3期
来源:诗潮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