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话剧《谁在敲门》构建起亲情、时代、心灵三重维度的探讨，是一部折射社会转型期深层命题的现实主义力作。亲情维度中，多子女家庭的典型人格群像与“财权决定地位”的家庭规则，揭示了传统伦理在城乡裂变下的崩塌与亲情疏离；时代维度里，以大姐夫、长孙为代表的个体沉浮，映照出市场经济浪潮下的利益纠葛与城乡人口流动的时代阵痛；心灵维度上，凸显人性复杂矛盾，直击赡养义务、重男轻女等现实议题。该剧以“散文诗”般的舒缓笔触，为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伦理与个体命运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艺术样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关键词：话剧《谁在敲门》；亲情；时代；心灵

谁在敲门？敲的又是哪扇门？

这是我在观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重庆市话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谁在敲门》前心中的疑问。在观看完用川渝方言演出、时长三个小时的话剧后，似乎找到了答案，却又觉得答案难以言尽——那些敲门声里，有亲情的拉扯，有时代的回响，更有心灵的震颤。这部改编自罗伟章同名长篇小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编剧，知名导演王筱頔执导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反转，没有撕心裂肺的情感爆发，舒缓而柔美，甚至全剧都没有想象中的激烈冲突。正如知名导演陈薪伊评价的那样：它是一部“属于中国农民的散文诗”。但正是这样一部如诗如画的“散文诗”，在看似平静的湖面背后，留给观众的却是翻江倒海般的震撼和抑制不住的思索与叹息。它像一把温柔却锋利的手术刀，轻缓划开中国乡村家庭的肌理，让我们看到血缘、时代与人性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交织。

一 、敲响亲情之门——血缘纽带下的疏离与牵绊

《谁在敲门》的故事发生在川东燕儿坡，一个地图上或许都难以寻觅的小村落。“许家 ”的故事以老人的七十寿宴拉开序幕，子孙们从乡村和城市纷至沓来，“大姐 ”“二婶 ”“三叔 ”的称呼在空气中交织，一张复杂却不难捋清的人物关系网在舞台上逐渐铺展开来。有人穿着体面，客套又谨慎地与家人寒暄；有人满身尘土透着寒酸，局促地说着儿子的近况；有人高谈阔论，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优越感；也有人沉默地坐在一边，仿佛一切的热闹都与他无关，早已是局外人……就在这彼此或热络或鄙夷或可怜的态度中，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往事缓缓勾勒，牵扯出这个家族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这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切入点的话剧，敲响的第一道门必然是这横亘在每个人心中的亲情之门。

话剧《谁在敲门》剧照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伦理形态与价值取向始终深刻影响着个体的人生轨迹。无论是以“集体主义+代际联结”为核心家庭观的中国，还是以“个人主义+核心家庭 ”为核心家庭观的西方国家，尽管在家庭的基本单位、价值取向和权责关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却总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爱与恨、感恩与怨恨、扶持与算计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话剧《谁在敲门》中许家二代的形象几乎囊括了中国式家庭中常见的典型人格：憨厚朴实、一辈子守着土地的老大许春山；冷漠自私、吝啬酸腐的老二许春树；走出原生家庭、在城市立足的老三许春林；受尽宠爱却在父亲的庇护下始终长不大的老四许春华；长姐如母、操持家务大半辈子的大姐许春红，以及那个因权力无所不能而拥有家庭话语权的大姐夫李光文。这些人物总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邻居家的大哥，也好像远房的那位表亲，更像是自家某位成员的缩影。在舞台之外的每一个家庭中，这种典型且类型化的人物总能找到原型。

这些复杂人物关系的形成，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们共同成长、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家庭事件。经年累月堆积的爱恨情仇，如同老树的根系，深深扎在每个人的心底，是难以撼动和调和的 。 因此，许家人物关系的构建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寥寥几句台词勾勒出的家族前史，便让众人在庆生、病重、离世时的台词和行为顺理成章，人物性格一目了然 。老二对生病的父亲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这种冷漠且毫无人情的行为，究其根源是对父亲误解和怨恨，他始终认为是父亲当年送给学校的那车满是虫眼的大白菜导致了他学业的中断 。而老三许春林，即便只是一个收入并不丰厚的画报社编辑，却要主动承担住院费用，而且这似乎早已成为兄弟之间无须商量的默契，这默契的背后，是贫穷家庭省吃俭用、举全家之力对其求学的支撑。在众多兄弟心中，老三对家庭的反哺是理所当然的；在老三心中，对家庭的愧疚感和负罪感早已内化为一种无法摆脱的责任，伴随一生。从出场伊始声音都要高八度的大姐夫，是一个可以对家中所有成员都指手画脚的人物，他处事练达、人情世故，可以摆平村中大小事务，又入股采砂场获利颇丰，掌控着财富和权力两种关键资源 。这种资源掌控者与长者身份的叠加，形成了“权威+资源 ”的双重话语权 。所以家中大小成员对他皆表现出畏惧和顺从，甚至生日宴的主角许家老汉在他面前都略显拘谨。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大哥许春山，他贫穷而懦弱，不仅丧失了排行老大应有的地位与话语权，还因有个四处行骗的儿子而抬不起头。这种身份的错位，恰恰反映了中国式家庭中“财权决定地位 ”的规则，传统的、按长幼有序辈分划分的话语权通常会让位给现实利益。

相比原著小说上百个人物的体量，话剧《谁在敲门》精练浓缩到仅有 23 个人物上场，其中许家三代更是仅保留了 18 个人物。18 个人物在三个核心场景——大姐家的“家门”、病房的“病房门”、燕儿坡的“老宅门 ”的门里门外进进出出，依次登场，看似热闹，实则无比悲凉 。生日时没有家人团聚的喜庆之感，病重时没有家人共情的归属之感，离世时没有家人团结的珍惜之感。本该充满温暖和温情的“门里”，演绎的却是各怀心思的孤立与孤独，这更像是“门外 ”的世界，疏离而冷漠。

“亲情之门 ”代表着故乡和家人，那本该是人们心中最柔软、最难以割舍的眷恋，可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裂变导致传统家族伦理逐渐崩塌，却让它成为很多人想逃离的枷锁与束缚 。这残酷的表达恰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书写，让每个观众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觉“仿佛家里的那扇门也被敲响”，这正是现实主义戏剧最动人的力量。

二 、敲击时代之门——社会变革中的个体沉浮

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如江河至海，遵循着难以抵挡的客观规律，个体在其面前终究是渺小的，只能被裹挟着向前 。这种“裹挟 ”一方面是被动的，个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倾向总要受到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就像树木无法脱离土壤而生长；另一方面，它又是主动的，主动在顺应趋势中寻找自身定位，主动选择成为时代变革链条上的一环。只是这种“主动 ”往往极大地囿于个体的认知局限和生存需求，常常导致行为上的偏差，进而出现负面效应渗透到家庭层面，影响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命运轨迹 。大姐夫李光文和长孙许四喜，便是时代浪潮中两种典型人群的缩影。

他们无法阻挡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无法抵御“一切向钱看 ”的病态社会心理，面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他们陷入了迷茫与浮躁，转身便迅速投身其中，想要分得时代红利 。于是，即便采砂船发生了溺亡事件，能人李光文却视法度为无物，替领导遮掩实情，谎报溺亡人数，自认为在官场、商场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殊不知早已为自己、为家庭埋下祸根。最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李光文的命运是个人性格导致的悲剧，也是时代转型期权力与利益交织下的必然产物。

长孙许四喜则是时代悲剧的另一类写照。作为土生土长的许家第三代，他从小就目睹了父辈们在乡村的局限和无法改变的贫瘠，心中早已埋下了“逃离燕儿坡 ”的种子 。成年后的他背井离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千千万万务工人员一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城市。可大城市的繁华背后，是激烈的竞争、冰冷的人情和难以跨越的阶层壁垒。灯红酒绿的都市让他迅速迷失，四处碰壁的困境让他铤而走险，饱受白眼的遭遇让他心有不甘。“誓要出人头地 ”的想法最终让这个曾经淳朴的农村青年走火入魔 。他开始四处行骗，将亲情、爱情都当作获取利益的工具，背叛了所有真心待他的人。葬礼一幕，四喜的那句“你出去过吗？ 出去过了就回不来了 ”不免让人心中一颤，这是时代转型期多少个“四喜 ”心中的叹息啊？ 他们被时代浪潮推向城市，却始终无立足之地，最终在欲望与现实的夹缝中走向堕落。

时代的飞速发展是把双刃剑，它既以大刀阔斧的力度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带着锋利的刀锋猝不及防地刺向个体。倘若丧失理智思考，做出错误的判断便极易成为这把双刃剑下的“亡魂”。有人失去了自由与生命，如李光文；有人则失去了曾无比珍视的品格与尊严，如二哥许春树失去他引以为傲的文人清高；大姐许春红失去的则是她最为看重的家族体面。

时代对个体和家庭的雕刻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许家每一个人对时代做出的呼应与选择的叠加，就是时代发展对这个家庭的赋能与重塑。原本以许家老汉为主角的生日聚会，可偏偏父亲却是那个最卑微、话最少的人。家庭伦理被社会秩序取代，家族“话事人 ”的更迭与错位从微观层面折射出宏观层面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偏差。城乡关系的变迁，在许家的命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许家第三代没有一个孩子留在燕儿坡，甚至除了二哥的女儿女婿还留在回龙镇外，几乎全都离开了川渝地区，散落在广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工作生活。这正是本世纪之初城乡人口流动大潮的真实写照——农民不再和土地深度捆绑，萧条的农村只看得到老人和孩子，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 。许家是城乡差异扩大化的缩影，由此我们看到了时代变革的阵痛；许家也是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看到了时代进步的跃升。

三 、叩问心灵之门——人性深处的复杂与矛盾

《谁在敲门》是一部群像戏，可它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入木三分，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打上绝对的“好人 ”和“坏人 ”的标签，而是从人物成长的环境、遭遇的事件、人生的起伏、内心的需求等多维度找到决定人物性格的根源、人物转变的契机和导致人物命运的必然，给人物的选择和归宿以合理性 。正如导演王筱頔所说：“在话剧《谁在敲门》中，每一位观众都能看见自己，排演这部剧就是在不可逆的时代浪潮当中，把握个体生命的方向。”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人性深处的复杂与矛盾，让我们在审视剧中人物的同时，也开始不由得叩问自己的心灵。

人性是复杂的，复杂的核心表现之一就是矛盾性。善恶交织、美丑并存才是常态——有人既善良又自私，有人既冷漠又温柔，人们在身处不同的情境、对待不同的对象时可以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 。姐夫李光文就是这种矛盾性的典型代表，在处理李有才和李宝顺纠纷的事件中，他思路清晰、公正果断，一通接一通催着他尽快赶到现场的来电，也不难看出村民对他这个村支书的信任和依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平时对待村民的态度，并非是一味地权谋算计。而他自己可以拍着胸脯自信地讲出“你去全县二十四个乡镇一百三十八个村看一看，找不找得出三个人比得过我李光文”，也证明了他是为李家岩办过很多实事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村民眼中的“好干部”，在面对采砂船溺亡事件时，却漠视生命，谎报沉尸、收受贿赂，最终锒铛入狱 。他有为民办事的能力与情怀，但也有被欲望腐蚀的弱点与贪婪。人性的多方面表现得真实而具体。

二哥春树自私刻薄，吝啬酸腐，几乎集齐了所有让人反感的特质：父亲生病，他不愿多花一分钱；兄弟相处，他斤斤计较，好像全家人都欠他的；对待家庭，他冷漠无情，甚至出轨。在他身上似乎找不到一处优点，但看到最后却对这个悲剧性人物有几分同情，他不在乎让所有人厌烦，更像是对命运不济的“破罐子破摔”，他出轨做猪肉生意的占慧更像是对知识分子身份未能如愿的补偿，只有在占慧面前，他才能感受到被崇拜、被需要，这种感觉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与失落。这样的自己，他何尝不是厌恶的呢？

“老 ”“病 ”“死 ”“生”，是这部剧的戏剧结构和叙事逻辑，也是芸芸众生都要面对的人生命题，这些命题既叩问着人们的心灵，也直击社会转型期的难题 。 同病房老人病榻前除孙子外再无人问津，叩问着身为子女的赡养义务；弥留之际思念老伴儿的许成祥握住的却是女儿的手，大姐一直以来母亲角色的代位叩问着农村家庭的重男轻女；父亲存在的价值蜕化为家族齐聚的由头，叩问着现代社会的孤立与冷漠。

《谁在敲门》采取生活流的形式将许家最真实的状态予以呈现，平淡而醇厚，于无声处震耳欲聋 。有形的门在台上，无形的门在心中，亲情之门、时代之门、心灵之门，敲门声响起，终究成为观者挥之不去的一缕愁绪，带着无解的迷茫，与时代和解，与生活和解，与自我和解。

（作者：郭玲玲，系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新世纪剧坛》2026年第1期